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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道元禅师远赴中国学习佛法。他游历走访多处佛寺之后,于26岁遇到天童山景德寺住持,如凈禅师,他是曹洞宗法脉的继承人。正是由于这次珍贵的邂逅,道元禅师才得以跟随如凈禅师学习并实践释迦牟尼佛的真正的佛法(“正传佛法”)。
一回到日本,28岁的道元禅师立刻编撰了著名的《普劝坐禅仪》,宣扬正传佛法。尽管遭到日本传统佛教教团,尤其是比叡山僧侣的反对,道元禅师依然坚信为了弘扬正法,培养真正的佛法探求者是当下之急。考虑到这点,道元禅师先后在宇治市兴圣寺和越前市永平寺安顿下来。就像他曾庄重起誓的一般:即便只能培养艺人,哪怕半人也足矣(“接得一个半个”)。他一生全心全意致力于培养真正的佛教信徒。
道元禅师将这种思想传给了自己的法嗣,永平寺第二任住持,孤云懐奘禅师。怀奘禅师又将法灯传给了彻通义介禅师——加贺大乘寺的创立者。之后,彻通义介禅师传给了自己的弟子莹山禅师。莹山禅师于自己的弟子中任命了明峰素哲禅师继承永光寺,峨山韶硕禅师继承大本山总持寺。此外,这些大师还培养了众多优秀弟子,他们在日本各地传播了曹洞宗佛法。
临济宗也继承了中国禅宗的一个分支,并得到了包括幕府和贵族在内的许多有权势阶层的支持和信仰。而曹洞宗的信徒则主要由乡村的富裕家庭和普通大众组成,因而,曹洞宗主要在乡村普及佛法。
从镰仓时代末期到室町时代,临济宗在镰仓和京都制定了拥有最高寺格的5个寺院,以开创了日本的五山十剎制。极大地促进了深受禅宗文化影响的文学的发展,形成了著名的五山文学。与临济宗不同,曹洞宗避开了与中央政治权力的联系,在融入地方民众,回应民众朴实需求的同时,持续细水长流的弘法活动。当然,在漫长的历史中,曹洞宗也发生过各种各样的混乱和变化。
到了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确立了“寺檀制度”(管理寺院和信徒家庭之间的关系的制度),由此对全国寺院也进行了组织化和统制。这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宗师,如月舟宗胡、卍山道白、面山瑞方等研究了宗学,主张应纠正嗣法的混乱,并坚持要回到道元禅师所展示的面授嗣法的精神上,这成为了曹洞宗宗统复古运动的一部分,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对道元禅师巨著《正法眼藏》为首的宗典的研究、编辑、校对、出版等的兴盛发展。
明治维新时期,新政府的权力掌握在天皇手中,而天皇“神性”又基于神道教。这种皇权与本土宗教的紧密关系促进新政府将传统的神道教信仰奉为社会核心地位,并试图消灭。将神道教与佛教分离,政府祭礼宣称菲佛的必要性,并实行了废佛政策(“废佛毁释”)。这给日本佛教界带来了灭顶之灾,但最终个宗派但是佛教的各宗派也始终隐忍最终熬过了这种困难。
曹洞宗大内青居士,编纂了《修证义》的原稿。此后,经过总持寺畔上楳仙禅师、永平寺的泷谷琢宗禅师的校定,作为宗门传道的标准颁布。《修证义》在引导俗家弟子上发挥了极大作用。如今,曹洞宗在日本全国发展成约1万5千座寺院,拥有800万信徒,充满希望朝着未来前进。